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当代中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编者按：习近平通过深刻把握人类历史规律和当代世界结构特征，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与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没有改变的世界现实，系统阐述了“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一当代中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全面阐发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辩证关系及其对我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申明了“不惹事也不怕事”的军事态度。这些论断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经常性现象，它以有组织的暴力形式解决不同利益集团（氏族、部落、阶级、民族、国家、国家集团、宗教等等）之间的矛盾。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同时激发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成为遏制战争、消灭战争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由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但是，我们渴望和平却不能回避战争，因为战争不以任何单方面的善良意愿为转移。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深刻把握人类历史规律和当代世界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态势，对当代中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作出深刻论述，他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一论断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一、长期和平中的“安”与“危”
当代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快速致富，使部分国人陶醉于盛世繁华中，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了。然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近来美国等一些国家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不祥之兆。
据路透社报道，2015年11月5日，奥巴马在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署后，霸气十足地说：TPP意味着美国将制定21世纪的交通规则。我们决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取而代之。美国不是宣扬民主吗，为什么只能由美国制定规则，而不让中国这个一直在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的国家参与制定呢？这再次凸显了资本的本性：不容许竞争者与其分享市场份额。
2015年11月7日和9日，美国海军突然以“俄亥俄”级“肯塔基”号导弹核潜艇为平台，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先后发射了两枚“三叉戟”导弹，其中一枚“三叉戟II”D5型导弹的射程为4000海里，完全可以打到北京。当天，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由美国军方高官和民主共和两党参加的防务论坛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潜在的威胁”，中国是亚洲未来“唯一有影响力的玩家”，美国必须派遣“最先进最尖端”的海军及其武器装备以应对中国的相关行动。加拿大“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网站11月11日发表文章据此认为，华盛顿要释放的信息很明显：如果中俄持续挑战美国对这颗星球的统治，美国将引爆一场全球战争。美国大谈中国、俄罗斯是世界的潜在威胁，其实，只有美国现实地威胁着全世界。
在俄罗斯打响“反伊斯兰国”战争后，美国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法国也加入到空袭IS的队伍，西方有媒体评论说：这场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战争会因为意外演变成两个国家的正面对抗，就将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
2015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打着“航行自由”和“反对南海军事化的幌子”，先后派出宙斯盾舰“拉森”号、航空母舰“里根”号、B-52战略轰炸机巡航南海，“拉森”号公然闯入我岛礁12海里内，B-52战略轰炸机甚至擅自进入我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内，挑战我国家核心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孟子的话告诫全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安与危、治与乱、存与亡的问题上，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1．居安思危是治党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
居安思危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它表现为危机感，根源于责任感，升华为使命感，实质上是特定社会行为主体对自身、团体、民族、国家和人民生存和发展前途不确定性的忧虑与风险规避意识。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作了明确界定：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居安思危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生存智慧。居安思危既是经验思维，也是一种超验思维，说它是经验思维，是说居安思危不是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的杞人忧天，而是根据事物的运动规律、发展趋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性作出的未雨绸缪；说它是超验思维，是说忧患意识是预防事物可能出现与主体愿望相背结果的复杂性、超前性思维。中国人总是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形式，是一定社会行为主体的生存智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居安思危是执政党治国理政主观能动性的最高体现，也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伊始，就告诫领导干部，作为执政者必须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建立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的地盘不要搞小了。他同时还要求高度警惕“三大危险”：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国家安全时，提出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上升到“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强化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中国共产党确保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政治智慧。
居安思危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一切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常引南宋诗人杨万里一首诗告诫自己和各级领导要常怀忧患之心：“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他还在多次重要会议上用我国古训“国无常强，无常弱”来警示全党。历史一再证明，在整个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有国而无防，迟早国将不国；财强兵弱，终将战祸临头。然而，往往小国、穷国、弱国容易产生忧患意识，而大国、富国、强国则容易和平麻痹。我们必须自觉地常思内忧，不忘外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根据国家生存安全、发展安全需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2.“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产生了中国人的“和平积习”。一方面淡化了部队官兵的战斗意志，一些人认为，仗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也轮不到我上，爱军而不艰苦习武。另一方面也麻痹了甚至扭曲了国民的国防观、军事观，看不到国防和军队的价值，认为和平时期就是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在阶级社会，当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不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时，战争是一种最后选择，而和平只是对立力量之间相互制衡或实现均衡的态势。毛泽东曾尖锐批判苏联理论界否认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同一性的观点。1957年，毛泽东这样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中的一个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相互排斥，不相互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相互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反对战争永恒论。关于战争的根源，古今中外都有人认定为人性。我国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把战争归结于人的权势之争和人的好斗本性。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微观学派把人的生物性攻击本能和非理性的欲望视为战争的最终根源。现代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康罗·洛伦兹认为，人类之所以消除不了战争，乃是因为人类虽有文化，却不能摆脱源于生物本能的“先天的攻击性”：“仇视异族‘敌人’，并总想对‘敌人’发起攻击。在文化的包装下，人的攻击性本能表现为‘战斗性热心’。”把战争归结于人性也就把战争永恒化。也有人把它归之于民族差异、种族差异、民族文化的异质性等等。马克思主义反对先验的、不变的人性设定，坚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上认识人和战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人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社会主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改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私有制，存在着利益对立的社会单元，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形象地把战争的本质比喻为“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事战争是为了获得和平，从而实现不通过战争而无法实现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追求和平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信念。但是，战争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现象，却并不以任何个人、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赞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坚定地认为，在私有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的当今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以战争消灭战争，战争才能最终绝迹。一时没有战争绝不意味着永久和平，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也不意味着永远打不起来。历史经验证明，和平麻痹必然带来杀身之祸。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二、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并没有改变“丛林法则”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眼光，对当代世界矛盾运动的总体态势作出这样的深刻分析和理性判断：当代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1.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战争与和平都根源于经济关系，战争的目的最终是经济利益，但只有和平才有真正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值得谋发展。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中，战争经常成为排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急先锋。在经济市场由地方市场、区域市场、民族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化，世界范围内的分工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简单垂直分工，经济发展还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张，经济利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用武力争夺殖民地、占据商品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让人每每想起仍然不寒而栗。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饱受列强殖民蹂躏的屈辱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和痛苦，必须高度警惕；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呵护。”在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下国际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2.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没有改变
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一直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既有大国之间的利益厮杀，也有小国挑衅大国领土和主权的不义战争，更多的是强国、富国、大国侵略欺凌弱国、穷国、小国的侵略战争。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伴随着资本输出的殖民地争夺，战争在“文明”的包装下更加惨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它用自己廉价的商品征服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战争诱发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无限扩张与世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面对无限的利益扩张，资源总是有限的，在这种矛盾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富国还是穷国，都通过“自助”的方式来保全本国领土完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残酷的竞争形成了依据实力大小来分配利益的现实。于是，发达国家以经济实力强化军事实力，用军事霸权完成政治霸权、经济霸权以至文化霸权，形成并固化了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使国际社会权力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使“丛林法则”制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没有爆发，世界局势总体呈缓和趋势，但各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却出现了500多次，先后有近百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卷入其中。另外，据总部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6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世界的核弹头储备仍有15850枚，虽然总量有所减少，但世界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仍在推进核武库的现代化。同时，还有一个一直为人们忽视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当今，现代化武器装备在由意识形态划界的国家集团内几乎像普通商品一样成了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军火贸易成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随着日本安倍政府新安保法的强行通过以及防卫省装备厅的成立，这是世界和平的不祥之兆，日本军工企业将像一头被骤然放入赛场的斗牛一样，使整个世界大规模军事化，世界竞争的“丛林法则”将愈发强化和祼化，美国这个斗牛士终将被日本这头生性狂暴的公牛掀翻在角斗场上，战争的阴云将愈加浓重地笼罩在世界的天空。
3.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世界一直为霸权国家所主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称霸世界，日本也曾妄图吞并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从他们的霸权历史中悟出“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以“修昔底德陷阱”为理论根据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阻滞世界多极化，将国际霸权合理化，宣扬“霸权稳定论”“霸权和平论”。霸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操纵与被操纵的权力关系，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霸权，总是以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对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实行控制或操纵，不允许任何后来者改变他们建构的国际旧秩序，从而使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合法化、永恒化。“霸权稳定论”“霸权和平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霸权，使较弱的国家很少能对超级军事大国或大国集团提出挑战，从而使国际秩序的稳定有了保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领导世界”，推行世界霸权，对于任何影响他们霸权的力量都要进行遏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所有霸权国家都不是自然的众望所归，而是残酷地“争”来的，既有和平之争，更有武力之争；既有强国与强国之争，更有强国与弱国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之争；争得的霸权仍需极力保持霸权，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扼制新兴国家的崛起，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资本主义国家能否联合起来统治世界从而使世界维持和平呢？列宁在20世纪初就曾富有远见地批判了这种“超帝国主义论”。这种理论是考茨基的一个假设，认为“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从而停止争霸战争。列宁深刻指出了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的必然性，他写道：“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恩格斯也早就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托马斯·里德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埃克2009年在合著的《战争2.0：信息时代的非正规战》一书开篇就指出：“今天，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这些战争都完全是不对称的。”他们的霸权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激发了新的战争形态。霸权的本质是利益争夺和利益强制，资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容不得平等分享者的，它使任何霸权都将受到新的挑战，国家利益的逻辑一定是：有霸权就会争霸权，也会有反霸权，这就使得霸权下的和平只能是弱国无力反抗时的忍气吞声，它本质上是一种非正义的强制平静，或是一种冷和平，因而是脆弱的、短暂的和平，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亚战争状态。战后世界成了美苏争霸的冷战世界，冷战结束后，世界几乎是美国霸权的世界，可是，美国却成了当代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和发动者，从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一直到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伊朗、叙利亚内战以及中亚的“颜色革命”等大大小小的战争、准战争或亚战争，几乎都是美国发动、挑起或背后操纵的。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必然，资本追逐利益的自由竞争必然演变为资本主义垄断、霸权或兼并，因而“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民主国家和平论”是“霸权和平论”的意识形态形式。“民主国家和平论”也称“民主国家无战论”，这种理论认为，“以民主方式治理的国家彼此之间不会进行任何战争”，或用小约瑟夫·奈的话说，“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的民主国家打仗”，他们能够用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表现出彼此对待对方的自我克制，而不需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谋求一方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没有或很少发生战争。他们所谓的“民主国家”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同盟国家，他们心目中的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甚至“邪恶国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没有成为他们的同盟国的国家。言下之意，他们心目中的非民主国家是战争的根源。这是一个弥天大谎。首先，他们的民主国家的标准就是荒诞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私有制的国家才算是民主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以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真实的广泛的民主，他们是持否定态度的，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其本质是资本的民主、资本家的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资本权力的政治表达和政治保障。资本的牟利性、扩张性以及为了利益的不择手段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以战争来保证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为“资本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学者眼中的主要民主国家之间，几乎都发生过战争，世界轴心国由葡萄牙而为西班牙、由西班牙转为荷兰，由荷兰变为英国，以及而后的俄国、德国、美国，都是通过战争完成历史性换位的。特别是德国和法国都是他们标榜的民主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为了争霸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100多年里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每5年开战一次。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他们的“民主”与“文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民主国家和平论”是维护少数发达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借口。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对于这类论调，列宁当年这样讽刺过：“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完全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来实现的。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往往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野蛮的摧残和屠杀。”
在国际社会，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革命，就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数以百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虽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发动或直接操纵的战争，历史仍然证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三、准备打才能不必打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但是，和平决不是乞求来的，也不是屈辱忍让的结果。他因此强调：我们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们有准备、有强大军事力量、有打赢能力，才能从战略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1.能战方能止战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战争制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前提是有遏制战争的足够力量。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申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中国古训，宣示我们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屈辱挨打的历史必须成为过去。
备战而不好战，有战胜实力而不轻启战端，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安全的基本条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恐怖主义肆虐世界的今天，克服“丛林法则”不能做“东郭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有打赢能力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去招惹人家，但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必须有克敌制胜的防身利器，有令战争狂人望而生畏的撒手锏，才能更好做到以武止戈。
2.越不能打越要挨打
越不能打越要挨打，这是“丛林法则”中弱国的宿命；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是一切国家实现和平的基本定律；渴望和平，不忘备战，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信条。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无战”无一不是以“能战”为基础，“不必打”无一不是以充分的“准备打”为前提。
要想“不必打”必须时刻准备打，必须准备与强敌打。战争的时间不是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确定的，而是由霸权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恐怖主义者长期准备而突然强加给的，任何麻痹和懈怠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以强胜弱是战争指导的永恒规律。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目标首先是由这个国家的军事安全挑战力量决定的。要想最终实现“不必打”的结果，就必须把军事安全的战略目标确定在挑战本国军事安全的强敌上。我国的台海、东海、南海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问题，有的国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有些域外大国唯恐天下不乱，总是试图把冷问题炒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为直接介入争端创造舆论和政治条件。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一切国家都必须打消幻想，他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因此，我国的军事斗争准备必须立足于强敌介入。早在1987年5月1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谁要想同我们干，首先要下决心打二十年，包括打原子弹、氢弹。我们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十几亿中国人都打光。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但我们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上。这是我们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体现。
要想“不必打”必须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打。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多事之秋，我国周边风险呈积累态势，安全变数增大，海上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尖锐并存，要求军队必须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加紧把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能够上得去、打得赢。
3.“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
军事斗争涉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国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最先运用于军事领域。高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使用、维护，费用高昂。现代军事高科技的竞争异常激烈，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有的武器没有等到完全列装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就已经被超越。被超越的武器面对强敌几乎没有战斗力可言。军事领域始终是一个不断追赶、超越和被超越的过程。面对军事领域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国家的“死生之地”上，军事斗争准备来不得丝毫吝啬、懈怠和迟误。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如果我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黄金。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战争突然爆发了，我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大英帝国。”“强大赢得和平”与“落后就会挨打”是同一个道理的两种结果。
天下虽安而不忘战，国家强大而不好战，这就要求我们“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态势”。
四、不惹事，也不怕事
战争可以像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那样突然降临，但它的生成却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多种因素长期积累链接的集中显现；和平也有像雨后天晴般来得爽朗，但却是多种力量艰苦博弈的最终结果。在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顽强存在的条件下，非战争、亚战争形态的军事斗争将是军事领域的惯常形式，一定的局部战争也将是可能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时一再斩钉截铁地申明：“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
1.“不惹事”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必然
“不惹事”的根本要义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不主动挑起事端，不走“国强必霸”的历史老路。当今世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无论是主权和领土、资源权益、经贸规则，还是整个全球治理体系，几乎是争议多于认同，如果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历史证明，“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中国人的“不惹事”，不是当没有原则、立场、主见的和事佬，而是寻找防止激化矛盾、最终解决矛盾的有效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平解决争端和热点，就是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或扩大共识，一时达不成共识的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在双方利益的交汇点上实现合作共赢。国际的事，一旦不能妥善应对，小事很快演变为大事，简单的事演变为复杂事，一国的事演变为世界大事，本来容易解决的事却失去解决的条件、时机和过程。政治家的才能不是遇事只会武力相向、拳脚相加，而是为解决争端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避免争端升级或演化为战争，促成争端的和平解决。
“不惹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认知的实践自觉。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策略选项而是战略抉择，这一战略抉择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认知与自觉维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各个民族都不断扬弃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普遍的交往形成了普遍的相互依赖，使整个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当历史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同时坚信，“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当代世界，几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大家都不惹事，才能相安无事，和平和谐相处。
“不惹事”是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一贯性要求。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惹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是资本破除市场障碍的重要形式，也是军工资本与政治结合实现超额利润的必然。而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就是社会进步和谐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主义是一种大同世界。这里的社会和谐进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集团的和谐进步，而是全世界的和谐进步；这里的人，绝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人”，在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价值视野中，人群中不应当有“他者”。在当代世界，由于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利益单元的差异和分置，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文化差异变成文化偏见、把意见分歧放大为国家和民族仇恨。
2.“不怕事”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条件
“不怕事”，从狭义上讲，就是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事关原则问题、国家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问题上，一旦有人把麻烦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回避、不退缩、不妥协，坚决予以回击，即使有人胆敢诉诸武力，我们也要坚决果断地以战争消灭战争。用毛泽东的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广义上讲，“不怕事”，就是在国际社会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各种极端势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怕事”，就其内容而言，首先的、最重要的是军事上不怕事，就像邓小平说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一旦有人胆敢把武力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断然“亮剑”，以战争消灭战争。当然也包括：政治上不怕事，敢于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向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规则、秩序和霸道行为说“不”；经济上不怕事，“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不怕事，就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公正、人道的虚伪性和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揭穿他们唯我独尊、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大欺小的霸权本质，揭露他们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制造出的深重人道灾难。
“不怕事”，是因为我们坚信历史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不怕事”，是因为以正义对抗不义，必然能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最终战胜邪恶。当今世界，个别超级大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国家和少数穷兵黩武者，他们自信强无对手或有恃无恐，其实，国无论强弱大小，人无论贫富尊卑，都难免历史的定律：“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是，战争狂人、麻烦制造者都不是“自取灭亡”的，面对不义，“委曲”是不能“求全”的，回避、畏惧、忍让，只能让他们得寸进尺、利令智昏，甚至丧心病狂，唯有迎头痛击，以牙还牙，才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国家观、阶级观、战争观、安全观、和平观在当代世界的科学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与和平辩证法作出的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辩证法的新形态，它既揭示了人类战争与和平演变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既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态度，又充满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真理内容，是我们进行国防军队建设和军事力量运筹的根本方法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2]毕文波、严高鸿主编：《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3]李慎明：《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美〕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
[5]李慎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对新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作者：何怀远，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少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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